80後集體懷舊: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自我解救 |
80後集體懷舊
80後集體懷舊:對兒時的相思病
“懷舊”英文的對應詞是nostalgia。從西文詞源角度考察,nostalgia源於希臘語的nostos和algianostos,是“返回傢園”之意。algia即痛苦的狀態,連起來便是指渴望回傢之痛苦;後發展為病理學用語,又指“思鄉病”,及至近代,“懷舊”的含義已逐漸遠離醫學等應用范疇,指向個人的意識和社會文化趨勢。
一般認為隻有那些歷盡滄桑的老年人才懷舊,但在中國,懷舊並非老年人的專利,剛剛步入而立之年的80後們已在網絡上進行瞭轟轟烈烈的懷舊。
曠日持久的懷舊浪潮
對於80後來說,他們也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懷舊。而在80後在網上的懷舊浪潮則可以追溯到2006年,兩個分別叫做“李雷”和“韓梅梅”的虛擬人物打開瞭80後的記憶閘門。
李雷和韓梅梅是人教版初中英語課本裡的兩個人物。在書中,他們是兩個初中生,李雷留著寸頭,喜歡傻笑;韓梅梅留著短發,穿短裙,溫柔善良。
2006年,網友們開始不斷“考證”出他倆的愛情故事,最初的起源是天涯上一篇名叫《八一八中學英語課本中為蝦米有一個奇怪的名字--HanMeimei》的帖子,後來又有風靡論壇的《LiLei,HanMeimei,和JimGreen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2008年《南方周末》以《李雷都這麼牛×瞭,韓梅梅卻不喜歡他》為題做瞭專題報道,提出“80後集體回憶”的概念。2009年,一首《李雷和韓梅梅》的網絡歌曲也打動瞭不少80後。2010年,《李雷和韓梅梅》被搬上瞭話劇舞臺。
2007年底,一名叫張樟的網友制作系列視頻《80後終極回憶錄》上傳至網上。2008年初,在中國網絡刮起瞭一股80後集體懷舊的風潮。
在許多網上論壇,“80後”網友也紛紛發帖,懷念兒時的點點滴滴。網友“直通車434”在論壇發帖,號召大傢秀出“80後”在上世紀90年代唱過的歌。網友及時跟帖,收集瞭近百首當時紅遍大江南北、現在卻非常“老土”的少兒歌曲和流行歌曲。
一位四川“80後”網友轉帖,羅列出40件“80後”兒時的趣事:拿一個塑料袋拴一塊石頭丟到天上去成為“降落傘”,現在看來似乎太憨;校門口賣的絞絞糖,以為真的會越絞越多的趣事讓大傢偷著樂;沒有手機的童年,在課堂傳紙條讓大傢感慨不已。
2009年,一個名為《80後成長紀念冊》的帖子在天涯論壇走紅,其回復量超過兩萬。作者白小帆本來隻打算寫寫兒時的電影記憶,沒想到回憶剎不住閘--那時的零食、流行歌曲、動畫片、聯歡會、語文課文,全在記憶裡顯影瞭。
在網友的諸多反饋裡,白小帆聽到最多的幾個字就是:“我也是!”她在這裡找到瞭組織。
2010年,第一批80後步入瞭“而立之年”,這一年是80後的成長之年,更是懷舊之年。這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小虎隊三人的再次合體演唱拉開瞭今年懷舊主題的大幕。2010年10月28日,優酷網“11度青春系列電影”的壓軸作《老男孩》上線。該短片僅上傳5天就有300萬的點擊率。“青春”、“夢想”引發80們懷舊情緒集體爆發,“淚流滿面”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觀影感受。
2011年,一部《藍精靈》又一次勾起瞭人們的懷舊神經。
直至今年,李雷和韓梅梅又傳來信的消息。在新的教材裡,當年的HanMeimei變成瞭Ms.han(韓太太)。而她嫁的是一個新人物,名叫HanGang(韓剛)。書本中的“她”造型很時髦,在廚房中忙前忙後,照顧兩個孩子用餐。而我們熟悉的LiLei,成為瞭一名戴著眼鏡的教師。
就在“韓李”風潮流行的同時,一張“國民床單”一夜爆紅。隨著而來的是各式各樣的“國民物件”--搪瓷缸、縫紉機、二八自行車、國民臉盆……懷舊浪潮似乎沒有停歇的意思。
令人沉醉的兒時記憶
28歲的李想,發現自己的言行和年齡的距離越來越遠。她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方向,迷失在哪裡?
“現在,90後,00後的孩子們都比我們牛,對各種層出不窮的網遊如數傢珍,我卻還鐘情於《超級瑪麗》、《魂鬥羅》、《仙劍奇俠傳》;當麥霸們哼唱著王若琳、方大同、蘇打綠的時候,我們卻還陶醉在《冰雨》、《海闊天空》中。80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喜歡懷舊,起碼我就是。”畢業於浙江工商大學的李想,一跨出校門,就被就業的現實追著跑,整整跑瞭一年,才找到一份不甚理想的工作,四年幹下來,給她的感覺,就是累。
現在,李想對什麼新鮮的事物都不那麼感興趣,就喜歡懷舊,沉醉在那種情緒中。
聽音樂喜歡那些老歌,看電影也喜歡看那些老電影,每次電視臺放那些90年代的香港片我都一定要看,不管看瞭多少遍,還是愛不釋手。“也許在電影的畫面和熟悉的旋律中,追尋著自己青春的影子吧!”
我雖然不老,但也開始懷舊,為什麼呢?因為現在有加班、有指標,現實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於是開始偷偷懷念起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那時,有爸爸媽媽的贊美和鼓勵,現在他們催我早點嫁人。那時,我做完作業後可以香香地睡個大覺,現在我入睡前還要想想我這個月的銷售指標;那時,看到的是和藹可親的老師,現在面對的是想把你“榨幹”的老板……
“處於任何年齡的人,回憶起童年都會覺得幸福,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那時候沒有壓力、沒有憂鬱。不過80後的懷舊有些不同。”北京大學心理系教授沈政認為,80後能讓人“淚奔”的懷舊,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特點有關。
80後正好趕上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隨著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競爭變得日益激烈,就業、貧富、工作等方面的差別表現得很明顯。這時,80後剛好邁入社會、獨立生活,感受到瞭個體在社會中的差別、個體發展的好與壞之間較大的差異。未來會怎麼樣,很多80後對此充滿瞭迷茫,感到沒有指望。聯想到自己童年的幸福,又看到他人展示出來的好的一面,就會產生一種悲觀的心理與落差。於是,懷舊自然成瞭一種對現實的安撫。
不是80後太老 是社會發展太快
可正朝氣蓬勃的80後,其人生經歷不過二三十年,怎麼也開始懷念起“美好的舊時光”?
一位網友的感慨或許可以解開答案。他說,看到網絡上收集起來的童年記憶,“不過二十幾年時間,這些東西就如同古董一樣漸漸淡出瞭人們的視線”。
的確,“80後”生於改革開放伊始階段,長在社會變革的上世紀90年代,就業於新世紀。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伴隨著他們成長,互聯網徹底顛覆瞭他們以往的生活。新與舊的交替、紅與黑的對撞,傳統與新銳並存、虛擬與現實相消長。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胡光偉表示,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變化有目共睹,“80後”經歷的變化太多太快,所以才會覺得自己才十幾、二十幾歲就“老”瞭。
懷舊是解壓閥
進入21世紀,大學不斷擴招,原來的精英教育現在也已變成大眾的普及教育。這就使得身為大學生甚至研究生的80後們沒有瞭任何優越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都有大幅增長的數字,但也有驚人的大學生未就業人數以及房價的飆升。
廣州日報聯合大洋網,以及現代國際市場研究有限公司推出“80後”生存狀態調查結果顯示,在回答“你覺得‘80後’面對的壓力大嗎”的問題時,52.6%的受訪者認為“很大,超過‘70後’、‘90後’”;僅1.7%的受訪者認為“壓力很小,我們是幸福的一代”。
值得指出的時,在廣州日報等機構的調查中,38.2%的“80後”每個月都會給父母補貼傢用。其實,社會養老問題將會像一個幽靈一樣深深纏著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的“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上要贍養“四老”,下要撫養“一小”。其間壓力不言而喻。
所有這些都反映瞭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社會的變革以及80後們所面臨的生存環境的巨大壓力,正是這些壓力過早地吞噬瞭年輕的80後們的青春。如今的房奴、孩奴、裸婚等社會現象新名詞折射出80後們的生存困境。
因此,有人認為,對童年的懷舊是80後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自我解救。
懷舊中尋求認同
2009年,一個名為《80後成長紀念冊》的帖子在天涯論壇走紅,至今已翻瞭220頁,回復量超過兩萬。作者白小帆本來隻打算寫寫兒時的電影記憶,沒想到回憶剎不住閘--那時的零食、流行歌曲、動畫片、聯歡會、語文課文,全在記憶裡顯影瞭。
在網友的諸多反饋裡,白小帆聽到最多的幾個字就是:“我也是!”她在這裡找到瞭組織。
有個網友說瞭句讓她“熱淚盈眶”的話:“一直以為我的成長經歷是獨一無二的。現在才知道,原來當年,在不同的地方有成千上萬的小孩子和我做著同一樣的事情。”
出生於1980年之後的城市孩子大多是獨生子女,父母也多是雙職工。在這些人的童年記憶中,自己脖子上掛著傢門鑰匙,有曾經一起瘋玩的“發小兒”--但這些兒時的夥伴,大多已經消失在快速城市化的幾次搬傢中。
“我們這代人的童年其實挺寂寞的,生活裡的很多細節沒有人分享。”白小帆說,“小時候的很多傻事都是自己做,自己偷著樂。所以多年以後,當發現原來大傢都一樣時,就特別激動。小時候最討厭和別人一樣瞭,現在又覺得有人和自己共享同樣的記憶,特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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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80後集體懷舊: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自我解救
50億元假名牌箱包案背後:國外需求刺激制假泛濫
50億元假名牌箱包案背後:國外需求刺激制假泛濫 |
[導讀]中美開展的聯合執法活動證明瞭中國制假售假的訂單大多來自於國外市場,國際上將制假售假的罪名都推給中國是不正確的,也從側面證明瞭在打擊國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上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中美此次開展聯合執法活動的另一個重要收獲就是,證明瞭中國制假售假的訂單大多來自於國外市場,國際上將制假售假的罪名都推給中國是不正確的,也從側面證明瞭在打擊國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上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出入關門,不要隨便開門”,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某個城鄉接合部的廠房大門上,黑色的大字仍舊十分顯眼。
這是一個生產假冒名牌箱包的場所,隨著公安機關的打擊,曾日夜緊閉著大門的廠房內部早已不見人影,隻有成排的機器、散落一地的皮料、掛在墻上的加班時間表與堆積如山的成品包,依稀能讓人感受到當時熱火朝天的生產場景。
近日,由公安部統一指揮,廣東、安徽、福建等地公安機關聯合開展代號為“藍色計劃”的打擊制售假冒國際名牌箱包破案行動,將一個犯罪鏈條涉及多個國傢的制假售假團夥,從生產、倉儲、運輸、出口到資金收付的所有環節成功摧毀。抓獲瞭以錢某為首的犯罪嫌疑人73名,搗毀制假售假窩點37個,涉案總價值50億元人民幣。
制售假冒披“合法外衣”
今年年初,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接群眾舉報,稱有一跨國犯罪團夥在大肆制售假冒“LV”品牌手袋。接到報案後,公安機關迅速展開調查,但案件偵辦卻頗費瞭一番周章。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說,隨著科技手段的日益普及、不法分子作案隱蔽性的提高、犯罪環節的分散性以及作案區域的擴大,公安機關從接到舉報線索、對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取證,直到全面掌握不法分子與犯罪團夥的所有犯罪情節,在難度與時間跨度等方面都有瞭不同程度的提升。
負責本案偵辦工作的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三大隊副中隊長陳洪波告訴記者,犯罪嫌疑人錢某與國外客戶進行箱包樣式展示、合同細節的商議、訂單的確認等都通過網絡視頻來進行。
“他們一般隻跟外國人談出售假冒名牌箱包的事情,甚至在我們的辦案人員假扮買傢要求看樣式下訂單時,都推脫說沒有。而且他們也基本不再做零零散散的小單,隻有接到大批量的生產訂單才會組織生產。”陳洪波說。
深圳市金海鋒國際貨運代理公司是一個專門負責集裝箱報關運輸工作的正規註冊公司,然而這個公司卻成為錢某向國外客戶運送假冒名牌箱包的全權代理,為錢某提供從聯系拖車拉貨、選擇海運船次到報關出口的“一條龍”服務。
該公司的負責人楊某供述,因為長期以來從事報關出口的業務,所以對海關的抽查方式、抽查時間以及抽查規律都很瞭解。他們能夠在假冒名牌箱包的運輸以及裝卸上掩人耳目,一次次成功地報關出口,這個合法的公司做“外衣”起到瞭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楊某為錢某制售的假包報關出口時,從來不通過自己的金海鋒公司實施。
據廣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歐日文介紹,隨著全國公安機關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破案會戰”和廣東省“三打兩建”活動的日益深入,明目張膽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犯罪活動逐漸銷聲匿跡,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或抱有僥幸心理、或為瞭巨額利潤不惜鋌而走險,以身試法。表面上開著銷售檔口或公司做合法生意,實際上卻是接受假冒偽劣產品的訂單然後進行制作銷售。這種披著“合法外衣”進行犯罪活動的行為,也給案件的取證與偵破增加瞭難度。
拉親人合作隻為巨額利潤
在本次聯合行動所搗毀的3個樣品展示間、7個生產加工廠、兩個材料供應商以及4個輔助加工廠中,多為錢某及其妻子代某的親友開辦,而被抓獲的73名犯罪嫌疑人中,很多都與錢某、代某有著或近或遠的親屬關系。
“是我讓他們(指親友)受瞭牽連,就想著大傢一起賺錢,沒想到會嚴重到坐牢的程度,否則也不可能會把他們都拉扯進來。”錢某對召集親友進行制假售假的行為無比悔恨。
據錢某交代,一隻正品“LV”包售價在數千元以上,而他們生產出來賣與國外客戶的價錢多為二三十元左右,最貴的也不過才50元。他生產銷售一個假包大致能賺取售價10%左右的利潤,雖然他也不太清楚親友在生產加工環節的利潤具體能拿多少,但是“肯定要比他們之前的生意拿得多”。
“這些不法分子進行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制作,就是沖著豐厚的利潤去的。”歐日文告訴記者,不隻是生產制作假冒名牌箱包這個環節能牟取高額利潤,其他的環節比如運輸、銷售等也能從其中獲取巨額利益。
從大連海事大學集裝箱運輸專業畢業,本應有著廣闊前景的楊某,也被利益所誘惑,走上瞭這條犯罪路。他告訴記者,接到委托後,多年的職業習慣就告知他其中可能存在違法犯罪行為,但是面對著高額的利益誘惑,他最終還是沒能控制住自己。
“我們平時做的報關業務,一個集裝箱大概能收取35美金至50美金的傭金,而給他們做全套服務下來,每個集裝箱我能拿到的傭金則有150美金。”楊某坦言,高達3倍的利潤差讓他無法拒絕。
在嘗到制假售假的甜頭後,錢某更加肆無忌憚。為瞭“賺更多的錢”,也為瞭逃避打擊,他斥巨資在安徽老傢購買瞭50畝地準備用於開辦工廠,但是他發大財的美夢隻做瞭一半就戛然而止。
市場需求使制假屢打不絕
“國外客戶需要什麼樣的樣式,用什麼樣的材料或者有什麼其他特殊需求,都會詳細列出來,我們就按他們的要求進行加工制作。每次訂單的數量都很大,我們生產的貨物都供給他們,基本不在國內銷售。”據錢某交代,他一開始並不做假冒名牌箱包,但是自從接受國外客戶的訂單之後,受利益驅使,他就一直忙於為他們供貨。
“我們業內基本已經形成瞭一個共識,隻要是私下聯系你發往國外的皮制貨物或者其他類似貨物,並且願意出高價讓你報關的,基本上就是假貨沒跑。”楊某說,在從事多年的集裝箱報關等業務後,他發現,出口至國外的假冒貨物量越來越大,而假冒貨物出口所帶來的巨大的利潤誘惑也讓國內越來越多的人趨之若鶩。
“沒有市場對這些假冒產品的需求,就不會有人冒著被刑罰處罰的危險進行生產。”徹底地將一個制假售假犯罪團夥,從生產、倉儲、運輸、出口等環節全部打掉,是陳洪波等一線執法民警所經歷的前所未有的行動。但是在他們看來,出現一起打一起的執法模式已經十分落後,必須要將制假售假的源頭予以根除。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除瞭成功積累與國外開展相互交流的經驗以及進一步完善瞭國內公安機關進行統一聯合行動的機制外,本次開展聯合執法活動的另一個重要收獲就是,證明瞭中國制假售假的訂單大多來自於國外市場,國際上將制假售假的罪名都推給中國是不正確的,也從側面證明瞭在打擊國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上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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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急救行業“救命難”背後:車荒 人荒 站點荒
120急救行業“救命難”背後:車荒 人荒 站點荒 |
[導讀]北京一患者不久前因路太堵延誤治療殞命車內事件,讓120在城市擁堵面前的被動和無奈充分顯露。當前120急救行業自身面臨車荒、人荒和站點荒,是造成120“救命難”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北京一患者不久前因路上太堵延誤治療殞命急救車內事件,讓120在城市擁堵面前的被動和無奈充分顯露,也引發瞭社會各界對“救命難”的擔憂。記者采訪發現,當前120急救行業自身面臨車荒、人荒和站點荒,是造成120“救命難”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車荒——急救車連軸轉,一年修理20次
從2012年起,烏魯木齊市急救中心取消運送出院病人回傢等非緊急任務,以增加急救車周轉量,保障日常急救工作用車。這是烏魯木齊市急救中心專門為應對“車荒”推出的舉措。
記者從烏魯木齊市急救中心瞭解到,目前,全市急救網絡內有23傢醫療機構、24輛急救車,2012年增加到140至150趟次,全年突破4.6萬趟次。
一邊是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尤其是老齡化人口增速明顯,另一邊卻是捉襟見肘的120急救服務。
記者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急救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北院急救站等站點采訪時看到,急救人員常常接到超出服務半徑的急救任務。自治區人民醫院北院院前急救站駕駛員畢海軍告訴記者,急救車周轉不過來,“跨區”出車是常事,他經常到距醫院30多公裡的八鋼片區拉病人,遇上堵車來回要3個小時。
救護車規定車輛報廢時間為15年,但急救車每天“連軸轉”,最好狀態隻有5年,車況不穩定。畢海軍告訴記者,他的車5年跑瞭20多萬公裡,2012年修瞭不下20次。
此外,救護車普遍較為陳舊,內部簡陋。雪天采訪時,記者坐在自治區人民醫院北院急救車裡,看到從車尾門縫裡不時灌進片片雪花。新疆第一濟困醫院護士袁靜告訴記者,冬天太冷時,車內溫度太低,隻能把藥液抱在懷中給病人輸液,但藥液有時還是在導管中就已經結冰。
人荒——招工難,留住人更難
“爭分奪秒,救危扶重”,在烏魯木齊120調度指揮中心墻上,這八個大字格外醒目。記者采訪的近1個小時裡,看到接警員李莉不停接聽報警電話,間歇最長不過2分鐘。她告訴記者,這兩年急救電話呼入量增長驚人,最多時有一次凌晨2點到7點出車達31趟次。
這種高強度工作讓很多一線急救人員感覺“吃不消”。新疆第一濟困醫院急救科主任王晶晶 (微博)從事急救工作已有十多年,她告訴記者:“現在急診量明顯加大,一晚上接四五個出診任務是常有的事。這些都不算啥,最辛苦的事情莫過於抬擔架。”王晶晶說,醫生、護士通常是女的,碰上空巢老人或沒有幫手的患者,他們要親自把病人抬上急救車。
工作人員反映,從事這項工作體力支出大,待遇低,還得不到尊重。部分醫生認為,幹急救辛苦不說,評職稱、晉升無望,專業丟失。而急救站點負責人最害怕過春節,每到過節,有些人就不幹瞭,重新招人很難。
新疆第二濟困醫院負責人趙培福告訴記者,急救站車輛、設備、人員均由醫院承擔,醫護人員收入低,大部分為女性,長年值班,休息不足。同時,一半以上沒有編制,人員流失頻繁。
站點荒——貼錢辦站,時間越長賠得越多
烏魯木齊市急救中心副主任王曉靜說,烏魯木齊院前急救工作開展已18年,120網絡建立已14年,先後有32傢醫療機構加入120體系,最多時達34輛急救車,承擔瞭突發公共事件醫學救援、群眾急危重癥日常醫療急救、重大社會活動醫療保障任務。
然而,截至2011年底,全市先後有9傢醫療機構退出120急救網絡體系,僅2011年就有4傢拒絕繼續承擔120急救工作,值班救護車減少5輛。
按照衛生部關於急救中心網絡站點服務半徑(每5萬人口配備一輛急救車),烏魯木齊需要合理分佈急救站點45個、配備急救車輛90輛,而目前烏魯木齊市120急救網絡救護車輛是每9萬人約有一輛救護車。記者在采訪中瞭解到,烏魯木齊急救站分佈不均,部分急救站的救援半徑超過瞭5公裡至8公裡的建站原則,新疆化肥廠醫院的急救半徑最遠達150公裡。
新疆化肥廠醫院院長何沛新說,新疆化肥廠醫院從企業剝離出來後,救護車輛、油費、器械、藥品等都由醫院自己配備,救護車常壞,維修費用高,養路費、油料費自己承擔,負擔沉重,不知還能堅持多久。
據瞭解,除烏魯木齊市急救中心下設的3個直屬急救站可享受到政府專項撥款,其餘急救站或急救中心都是部分二甲以上醫院出於社會責任建立起來的,基本沒有經濟效益。
相關人士分析,由於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部分建立急救站的醫療機構運轉時間越長,貼錢越多,難以為繼,是導致急救站選擇退出的主要原因。
專傢指出,政府應加大投入,建立120網絡建設長效機制,解決急救站佈局不平衡、車輛不足及急救人員待遇低等制約“120”發展的問題,確保醫療急救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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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個“貧困縣”非主動式“脫貧摘帽”
38個“貧困縣”非主動式“脫貧摘帽” |
11年來國傢級貧困縣名單首次調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增量部分,將主要用於“連片特困地區”
距上次名單公佈11年,3月19日,最新的592個國傢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即“國傢級貧困縣”)名單對外發佈。
從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公佈的這份名單可以發現,調整後,有38個縣被調出,又有38個新面孔入圍。貧困縣的總數沒變,各省的名額沒變。
11年中,在扶貧政策的支持下,國傢級貧困縣下發生瞭哪些變化?尤其是被調整出的38個貧困縣。
在3月19日公佈的“592個國傢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新名單上,林萬龍首先發現,陜西省府谷縣被“除名”瞭。
林萬龍是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10年,他曾率課題組專門對“府谷現象”進行研究。府谷縣因為吸引大量民營企業參與扶貧取得成果而被譽為“府谷現象”。
在林萬龍看來,府谷被調整出來“很正常”,因為早在2008年,府谷縣已經進入陜西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排名前三位,2009年躍居全省第一。據統計,本次陜西調出的6個縣中,有5個縣位列2010年度該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十強縣”。
被調出的38個縣中,有不少縣的經濟已經相對發達,並曾經引發爭議。府谷就是其中一個。
去年,有關機構發佈第十一屆“中國中部百強縣(市)”、“中國西部百強縣(市)”,其中有多個國傢級貧困縣。
比如,陜西省府谷縣位居全國百強縣第69位、西部百強縣第6位。
陜西省靖邊縣、子長縣,安徽省無為縣、長豐縣,也分別入圍中、西部百強縣。
除瞭對排名的公正性質疑之外,公眾更多地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瞭那些頂著國傢級貧困縣帽子的富裕地區。
無獨有偶,廣西百色市平果縣也是國傢級貧困縣。但是早在2008年,該縣已經連續8年被評為中國西部經濟百強縣,連續6年居廣西縣級首位。
上述“百強”縣的名字,這一次都被從國傢級貧困縣名單上拿掉瞭。
戴上“窮帽子”不願主動摘
戴上“帽子”的不願摘下,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為瞭戴上這頂“帽子”而努力
一個共識是,在這份名單上,“請神容易送神難”。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介紹,調整貧困縣難度很大,都想往裡面進,進去的都不想出來。調整出來的基本都是“經濟條件比其他縣好太多瞭”。
不管是“貧困縣”還是“重點縣”,都沒有動態退出機制。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農村貧困問題與發展金融研究室(或簡稱中國社科院農村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說,1994年國傢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時,就實行瞭“4進7出”,人均收入低於400元的縣全部進來,高於700元的縣全部出去。
汪三貴說,但幾乎沒有一個貧困縣申請退出。
此次被調出的陜西省吳起縣,早在2008年就被曝出其人均可支配財力超過1萬元,位居全省第一,是丹鳳、商南等地的十幾甚至幾十倍。
當時,陜西省向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建議,摘掉吳起縣的“貧困帽”。但是時隔4年,這頂帽子才被摘下。
汪三貴說,沒有申請程序,它們也不會主動申請去脫貧。這個名單基本上是十年一調,隻能等待這個節點調整。
戴上“帽子”的不願摘下,與此同時,很多地方為瞭戴上這頂“帽子”而努力。
日前,湖南省新邵縣入選“國傢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該縣因為發佈廣告慶祝而備受關註。在林萬龍看來,“炫窮”的背後是利益的吸引。
據介紹,各部委對貧困地區、貧困縣都有政策傾斜和非專項的轉移支付。還有一些專門針對貧困地區的項目支持。汪三貴說,比如減免稅會從貧困縣先行先試,一些行業政策優惠也會優先考慮貧困地區。
在一些招生考試中,來自國傢貧困縣的考生會受到降分錄取、減免學費等優待等。
重重優惠讓“貧困縣”的爭奪非常激烈。
礦產資源助力“脫貧”
有分析說,扶貧“扶”瞭這麼多年,不如資源價格上漲效果明顯
這次被調出的貧困縣中,大部分有豐富的礦產資源。
其中,位於內蒙古、陜西的貧困縣的煤炭、稀土等產量巨大,位於河北的貧困縣鐵、金儲量較大,位於南方的貧困縣多為有色金屬富集區。
據陜西省府谷縣政府網站介紹,該縣北與內蒙古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與神木縣毗鄰,煤炭儲量豐富,2011年全縣煤炭產量7204萬噸。
林萬龍分析說,當地經濟發展如此之快,除去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之外,煤炭等資源價格的猛漲是一個重要原因。
實際上,在煤炭價格低的時候,府谷、準格爾旗等這些地方並不富裕。
隨著資源價格的上漲,當地的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都非常快。林萬龍說,2005年,府谷在陜西83個縣中排名還在35位,短短3年之後,就躍居前三名。
有分析說,扶貧“扶”瞭這麼多年,不如資源價格上漲效果明顯。
扶貧主戰場:“連片特困地區”
中央提出“著力推進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
2001年國傢扶貧政策思路調整,“國傢重點貧困縣”的概念被“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所取代。
據汪三貴介紹,從2001年起,國傢已經開始淡化“貧困縣”的概念,但是徹底取消這個概念又不現實。
在理論上,扶貧模式大體有兩種:“地域瞄準”和“個人瞄準”。前者是確定一些地區進行扶持,後者是確定一類群體,進行幫扶。
2001年之前,扶貧基本以單一的“地域瞄準”為主,而“地域瞄準”又以“貧困縣”為主要形式。
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表示,連片特困地區是下一步扶貧攻堅的重點,是扶貧工作的主戰場。
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增量部分,將主要用於片區。
林萬龍說,“片區扶貧”的提出,是因為很多相鄰地區的貧困面臨著共性的問題,從而制約瞭整個區域的發展,比如交通問題、環境問題。而要破解這些難題,單靠發展一個縣,是無法實現的。
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推進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扶貧攻堅”。
在今年3月19日公佈的“國傢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名單”上,有340個縣的名字被加黑,它們是連片特殊困難地區范圍內的國傢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此外,還有大體同等數目的縣,被一同劃入集中連片特困區,它們共同構成瞭全國14個連片特困區。
汪三貴分析說,扶貧重點到“片區”之後,片區內的重點縣會比片區外的重點縣得到更多的資源。
“扶強不扶弱”凸顯
比如扶持種植養殖業,可能就會把錢給瞭大戶,而扶貧貼息可能就給瞭大企業
與此同時,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正在變得非常普遍:很多扶貧政策正在“扶強不扶弱”。
采訪中,林萬龍舉例說,比如扶持種植養殖業,可能就會把錢給瞭大戶,而扶貧貼息可能就給瞭大企業。
比如,農機具購置給予50%的補貼,那麼隻要出一萬就可以購買價值兩萬的農機具。
但是,如果你是個貧困戶,可能就拿不出這個錢,也就享受不到這個政策。
傢電下鄉也一樣,買不起傢電的人,享受不到優惠。
“這就導致真正貧困的人得不到扶持。”林萬龍說,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回避。
在林萬龍看來,很多扶貧政策缺乏“貧困視角”,沒有對政策將要惠及的貧困人口、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測算。
“個人瞄準”的模式也在日漸興盛,這種模式直接針對真正的窮人,主要形式就是社會保障。
但是,汪三貴認為,在農村沒有充分的個人信息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對於貧困的識別非常困難。
林萬龍也提到,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一個傢庭是否貧困,已經不像原來那樣一眼就看得出瞭。
靠行政力量難完全消除貧困
國傢的扶貧開發政策,可以緩解貧困,但很難從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592個“貧困縣”的總數是1994年確定的,這個名單的上一次調整是在2001年。
11年之後的這次調整,是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作出來的。不過,按照這個綱要的要求,各省應該實現“重點縣”數量逐步減少。
為減少阻力,綱要還特別說明,“重點縣”減少的省份,國傢的支持力度不減。
此次“脫貧”的38個 縣隻占重點縣總數的6.4%。也就是說,經過10年的扶貧,絕大多數“重點縣”仍然不能脫貧。
林萬龍認為,不能簡單從數量上否定中國的扶貧成績。
2011年11月,國新辦發佈《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透露,從2001年至2010年,592個國傢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2658元人民幣增加到11170元人民幣,年均增長17%,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林萬龍說,以前認定貧困,是“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的絕對貧困標準,現在已明顯不同。隻是相對於其他地方,還比較落後。
在林萬龍看來,一個地區的貧困受到自然資源、基礎條件、市場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國傢的扶貧開發政策,可以緩解這些影響,但很難從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影響】
“摘帽”縣 擔心一些地方返貧
河北省涉縣這一次被調出“貧困縣”,這是涉縣1984年以來第一次摘下這個帽子。
一直努力的“脫貧”目標實現瞭,但是涉縣扶貧辦副主任李運生卻很難打心眼兒裡高興。在他看來,沒有瞭國傢支持,很多事情很難辦。
首先是財政扶持資金沒有瞭。李運生說,專項扶貧資金、以工代賑資金、“四稅返還”加起來,扶貧資金每年能有一億元,而涉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10億元,現在這筆資金一下子沒有瞭。
因為不再是國傢級貧困縣,之前的幫扶單位也會撤出。
不過,涉縣對被“摘帽”早有思想準備。李運生坦承,“這幾年涉縣的財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較高瞭”。
據他介紹,這次河北省評選國傢級貧困縣,就是按財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排隊,用數字說話。所以,被“摘帽”也沒什麼話可說。
面對即將“脫貧”的現實,縣裡開瞭會定下調子,“不能松勁兒,別一下子斷瞭檔”。國傢如果不支持瞭,扶貧工作再推進三年,縣裡自己每年拿出1000萬,對貧困村重點扶持照顧。
在李運生看來,摘帽的後續影響有些還沒顯現出來,他擔心一些地方可能要返貧。而且,作為財政支柱的兩個大企業已經開始不景氣,財政收入任務完不成瞭。“再想辦法吧。”李運生說。
“戴帽”縣 抓住機會多上項目
和涉縣同屬河北省的平鄉縣,此次從省級貧困縣“升格”為國傢級貧困縣。
在網絡論壇上,一些平鄉人議論說,“我縣確實貧困,國傢級貧困縣當之無愧”。
平鄉縣委書記李江山說,他們沒有爭過貧困縣的名額,省裡按2009年的數字按順序排下來,輪到誰就是誰。
李江山告訴同事們“要冷靜”,貧困縣是個落後的帽子,不要當做一個榮譽,遲早是要摘的。
不過,他也承認,貧困縣的身份帶來瞭一些以前沒有的資源,比如會有單位來幫扶。他認為,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多上項目。
【背景】
1986年,我國正式成立瞭專門的扶貧機構,首次劃出273個國傢級貧困縣。
1994年,國傢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這個名單擴大為592個。
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發佈,取消瞭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傢級貧困縣,增加瞭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目,但總數依然為592個,同時將“貧困縣”的提法改為“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正式發佈,其中明確指出,“原定重點縣支持政策不變。各省(區、市)要制定辦法,采取措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實現重點縣數量逐步減少。重點縣減少的省份,國傢的支持力度不減。”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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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公眾承認身邊就有“最美司機”
50.8%公眾承認身邊就有“最美司機” |
6月5日上午,杭州忍痛救乘客司機吳斌的追悼會在杭州殯儀館舉行,吳斌生前的同事和許多杭州市民自發趕到現場給烈士送行。
近日,浙江杭州“最美司機”吳斌讓全國人民為之動容。有人說,吳斌最讓人感動的是他那平凡卻又偉大的職業堅守——從業10多年來,安全行駛100多萬公裡,從未發生過一起交通事故和旅客投訴,從未有過一次違章。正是這種職業堅守,才讓他能在關鍵時刻,忍著肝臟幾乎粉碎性破裂的劇痛,保證瞭24名乘客的安全。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網,對10735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2.1%的受訪者在關註“最美司機”吳斌事件。
人們稱贊吳斌為“最美司機”是對社會道德之美的呼喚
本次調查顯示,86.2%的受訪者坦言,吳斌最讓人感動的是他的職業堅守。
北京市某高校學生王怡一直在關註吳斌事件的進展。他認為,吳斌在危急關頭處變不驚,為他人安全著想,即使他不這麼做,也不會有人責備他,可是他做瞭,就是他職業堅守的體現。“現在社會上,沒有職業堅守甚至喪失職業底線的人太多,弄得醫生不像醫生,老師不像老師。可是吳斌這一次用他的生命證明瞭職業堅守的正能量,證明瞭在社會上,仍然存在著有職業堅守的人。”
“每看一次吳斌事件的視頻,心裡總能多一分感動和溫暖。”陜西省西安市居民薛先生在網上看到吳斌事件的視頻後,轉發給瞭許多好友。他覺得,當大傢都在抱怨這個社會沒有底線時,還能有這樣一個普通司機如此堅守,這既平凡又偉大。
“吳斌舍身救乘客的行為值得敬佩,可是對普通人而言,更應該向吳斌學習的是他身上那種對待職業的態度。每一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怎樣對待自己的職業的,有沒有像吳斌一樣的職業堅守。”薛先生說。
中國倫理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春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謹慎駕駛、保證乘客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是專業司機的基本的職業要求。吳斌在肝臟幾乎粉碎性破裂的極端情形下,沒有忘記自己的職責,忍著劇痛,按照操作規程將大巴車停穩,保證瞭24名乘客的安全。這樣的舉動並不是所有專業司機都能做到的,這需要堅韌的意志、冷靜的心態和強烈的職業精神作為保障。吳斌從業10多年來對司機這個平凡職業的堅守,體現瞭他對職業道德的敬畏,愛崗敬業已深入到他的血液之中,成為他無需思考和權衡的自覺的甚至是本能的行為。
“在我們這個急劇變革的社會中,許多人隻是將職業作為謀生的一種手段,得過且過、馬虎應付,不能以敬畏的態度始終堅守職業精神。人們稱贊吳斌為‘最美司機’,是對吳斌在危急時刻依然堅持職業道德的舉動的褒獎,是對社會‘道德之美’的呼喚。”孫春晨說。
88.3%受訪者表示,英雄也可以是真實可感、默默無聞的普通人
社會上像吳斌一樣保持職業堅守的人多嗎?調查顯示,50.8%的受訪者承認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人,15.5%的受訪者認為身邊沒有這樣的人,33.7%的受訪者表示不好說。
值得重視的是,71.3%的人自認,在日常工作中自己在保持職業堅守方面做得較好。
北京某NGO組織員工宮超逸告訴記者,前段時間,他們招募瞭一批到農村支教的大學生。這些教師工資很低,當地的條件非常差,可是他們沒有一句怨言,反而不計回報地為給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想辦法。“由於工作的緣故,我能接觸到很多這樣有職業堅守的人。為瞭自己的職業堅守,他們犧牲金錢、青春,還有人獻出瞭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他們在,就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社會並不缺少有職業堅守、對自己工作盡職盡責的人。”
貴州財經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戴慶中說,最近,很多老師需乘坐學校班車到新校區上課。進入雨季以來,由於新校區周圍基礎設施很不完善,道路常常被雨水沖毀或淹沒,車輛行駛經常受阻,有時會一兩個小時動彈不得。按照學校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們如不能準時到課屬“不可抗力”,不會受到責備。但每當這時,還是會有許多老師自願下車,淌過水坑,翻越山坡,步行趕到課堂去上課。這就是一種職業堅守,雖然沒有驚天動地,但這種平凡同樣感人。
“當然,我們身邊的確還有一些缺少職業堅守甚至職業底線的人。”戴慶中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當前許多行業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一種有效機制,保證每個從業人員都真正瞭解自身所應有的職業道德並將其內化為自主行動。而且現代性社會本質上是那種重規范管理而輕道德自覺的社會,當人們習慣於去遵守規范時,往往更容易忽略道德自覺。
孫春晨指出,由於目前比較惡化的社會道德環境不利於培育人的職業精神,當前許多人還沒能全面理解職業之於人生的意義,隻是把職業當成單純的謀生手段。一些官員和重要崗位人員,例如教師、醫生、法官職業道德水準的低下,給普通從業人員堅守職業精神、遵守職業道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對於如何才能激勵更多的人保持自己的職業堅守,戴慶中建議,可以在規范管理過程中多一些對個人道德自覺的激勵機制,同時各行各業都需要建立一種常規機制,對所有從業人員進行職業道德的教化,讓保持職業堅守、踐行職業道德成為每一個職業人內心的道德律令。
孫春晨指出,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崗位和職業,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內之事。這不僅是謀生的要求,更是自我發展的前提。官員尤其是領導幹部,更應以身作則,為普通人踐行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作表率!
調查顯示,74.0%的受訪者認為,對於“最美司機”吳斌,除瞭感動,每個人更應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88.3%的受訪者表示,通過“最美司機”吳斌事件發現,英雄也可以是真實可感、默默無聞的普通人。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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